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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论精神损害赔偿的几个问题
出处 | 甘肃天问律师事务所 李强 律师 时间 | 2007-7-26  
 

 

                   浅论精神损害赔偿的几个问题

                                                     甘肃天问律师事务所 李强 律师

   [内容提要]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现代民法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制度,体现了现代民法对人权、人格尊严的重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应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现阶段已初步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本文试图针对精神损害赔偿概念的界定及我国目前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局限与不足等问题发表一些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权利  不法行为  精神损害  赔偿  适用范围


     一、精神损害的涵义

     所谓精神损害,是指基于民事主体的不法行为(侵权行为或违约行为),使权利人遭受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具体而言,权利被侵犯使得权利主体在(生理上)精神上产生痛苦,影响了其正常的心理活动,使其产生愤怒、恐惧、焦虑、沮丧、悲伤、抑郁、绝望等不良情绪。精神损害是我们理解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起点,是精神损害赔偿中最核心的概念,它的精确定义有助于我们理解精神损害能否赔偿。其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1、精神损害是民事主体的不法行为所导致的损害后果的一种。即基于民事主体的不法行为,使权利人遭受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
     2、精神损害是受害人的自身感觉和外在表现,是一个正常的人所不愿意发生和不愿意接受的。
     3、“精神损害”是一个有特定法律意义的概念,法律对精神损害的界定通常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1)与他人不法行为的关系;(2)精神损害的严重程度;(3)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与其他民事法律制度和民事责任方式的协调。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界定
     精神损害赔偿就是指基于民事主体的不法行为,以致使权利人遭受精神痛苦和精神利益的丧失或减损,而用物质的方式给受害人赔偿的制度。是针对精神损害的后果所应承担的财产后果。
     1、精神损害赔偿的历史沿革。
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理论依据,法学界一直众说纷纭。早在罗马法法典编篡时期就形成了Injuria之诉(侮辱估价之诉),举凡伤害、凌辱个人的精神和身体,受害人均可提请诉讼。民法上最先规定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立法见之于1896年《德国民法典》。但该制度的确立曾经备受批评,反对者们认为,以金钱的方式来赔偿精神损害,会使人格尊严商品化,不利于对人格权的保护。但到了1907年《瑞士民法典》时,已极大地扩大了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规定“人格关系受到侵害时,对其侵害情节及加害人过失重大者,得请求抚慰金。”至此,欧洲各国逐步建立了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2、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建立。
      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从无到有经历了较长的一个阶段。最初反对者们认为:人格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用金钱补偿的办法来解决精神损害问题,既不符合我国重义轻利的民族传统,又会降低人自身的价值,侮辱人的人格尊严。与此呼应,我国《民法通则》只规定了适用范围很窄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此后,随着法律研究的不断深入,《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国家赔偿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先后确立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范围,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1993年8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发〔1993〕15号发布的《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引用了“精神损害赔偿”一词,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民法通则》颁布后我国司法理论界对120条是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争论。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以法释〔2001〕7号发布《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更是对我国的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一大总结和突破。
  

      三、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适用范围、局限及不足。
     精神损害赔偿制度是现代民法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制度,体现了现代民法对人权、人格尊严的重视。随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和人们法制观念的增强,精神损害赔偿制度也应不断发展和完善。


     1、侵害人格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人格权是法律赋予权利人以人格利益为内容,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人格所必须享有且与其主体人格不可分离的权利。人格权有一般人格权与具体人格权之分。一般人格权是以权利主体全部人格利益为标的的概括性权利,它包括人身自由、人格平等与人格独立等全部人格利益。它普遍存在,是各种具体人格的抽象,与权利主体的人身密不可分,只能由权利人自己行使,不可转让或抛弃。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一般人格权的范围会更加广泛,内涵也将更加丰富。具体人格权就是法律对具体人格利益规定的人格权。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具体体现为生命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婚姻自由权等。
     目前,我国对人格权的司法保护还很不充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意见的解释》中作出对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人格尊严权、人格自由权乃至隐私权等人格权利遭受非法侵害时予以法律保护的规定,这些规定在审理医疗事故、道路交通事故、触电人身损害等纠纷时已得到了实际运用。即使如此,也明显不足以保护丰富多样的人格利益。我国现阶段立法针对人格权作出的规定尚很不全面、具体。为更好地保护自然人的人格权利,今后应借鉴先进国家的做法,尽可能对具体人格权的范围作出全面、明确地规定,并加大对具体人格权范畴的保护。
    

      2、侵害身份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所谓身份仅是权利人基于某种特定的身份享有的民事权利,它存在于一定的身份关系之上,只有权利主体从事某种行为或因为婚姻家庭关系而取得某种身份时才能享有,如亲权、配偶权、亲属权等。
     身份权不是对特定人的支配权,而是基于某种身份关系的相互之间权利。亲属权是因婚姻、血缘、收养而产生的由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所形成的身份权,表明人们之间互为亲属的身份利益,由权利人享有、支配,此外的任何人均不得侵犯、干涉。另外亲权、配偶权等身份权也属于此类,这些权利在受到侵害时都可能产生精神损害。
      笔者认为,在现实生活中与身份密切相关的各种权利和利益是实际存在的,亲权、配偶权、亲属机等均属于身份权的内容。亲权是父母基于其身份对未成年子女人身、财产方面管理和保护的权利。配偶权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与妻作为配偶间的一种身份权。亲属权是父母与成年子女、祖父母与孙子女、外祖父母与外孙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身份权。这些权利在受到侵害时会产生精神痛苦,受害人对所受到的精神痛苦应有权请求精神损害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意见的解释》中就被监护人因非法侵害行为脱离监护致使亲属权受到侵害的情况,作出保护监护人受损害精神利益的规定。这一规定的适用范围虽然很小,但已反映出司法界对身份权遭受非法侵害时会造成精神损害观点的认同,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3、侵害财产权的精神损害赔偿
      财产权就是不同于人格权的具有财产内容的权利。如债权、物权、知识产权等均属于财产权。与前面所述的合法权利受到侵害的后果一样,侵害财产权同样可能造成财产损害或是精神损害的后果。因财产损害所形成的损失,法律上规定应予赔偿。那么对于造成精神损害的后果应否予以赔偿呢?通常情况下财产权受侵害能够得以恢复,但某些特殊时候却并不能得到实际恢复,这使得财产损害具有无法恢复的特性,而造成精神损害这一后果往往是因为受损害财产无法得到恢复引起的。
例如:某一对新婚夫妇到黄山旅游结婚,照了一卷胶卷,回家将胶卷送到像馆冲洗,而照像馆将胶卷丢失。从形式上看这对夫妇只是损失了一个胶卷,但实质上他们因此所遭受的精神痛苦远远大于此,照像馆只同意赔偿一个胶卷的损失是无法弥补这对夫妇精神痛苦的。在此情况下,对于这对夫妇向照像馆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应予支持。同样,其他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如情侣之间的信物、家族祖传物件等等,均具有寄托物品所有人情感的重要价值,非法侵害使它们永久性灭失或毁损,定会使其所有人产生精神痛苦,受害人就此提起精神损害赔偿的诉讼应受法律保护。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意见的解释》规定灭失或毁损特定纪念物品可以要求精神损害赔偿,其实是对特殊财产权的保护。鉴于一些具有人格象征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体现了人格的内容,对这些物品的损坏,完全可能造成精神痛苦。当然,并非所有财产权受侵害,都应给予精神损害赔偿,受损害财产应仅限于无法恢复原有内在价值的财产。
 

      4、侵害婚姻关系的精神损害赔偿
      婚姻关系与每个人都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影响着社会个体之间的关系,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就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因此,立法者对因婚姻关系而产生的精神损害赔偿问题格外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第四十六条明确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l)重婚的;(2)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3)实施家庭暴力的;(4)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无过错方因受到上述行为的侵害而有权提出的损害赔偿,包括财产损害赔偿也包括精神损害赔偿。由以上法律规定可见,因配偶权受侵害而请求精神损害赔偿,在侵害婚姻关系的精神损害赔偿中具有代表性。配偶权虽为一种身份权,但具体体现在婚姻关系之中。它是基于合法婚姻关系而在夫妻双方之间发生的,由夫妻双方平等、专属享有的要求对方陪伴生活、钟爱、帮助的基本身份权利。它包括同居权、忠实请求权、相互协助请求权、日常家事代理权等等权利。其中同居权是男女双方以配偶身份共同生活的权利,反映同居关系这一夫妻关系中最基本、最具特色的身份关系。忠实请求权既有夫妻双方在性生活上互守贞操、保持专一的内容,也包含不得为第三人利益牺牲、损害配偶利益的内容,它不仅是一夫一妻制的基本要求,更是社会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同居权与忠实请求权又是相互联系的,有过错的配偶一方违背同居义务的同时也往往违背了忠实请求义务。重婚、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无疑就是对同居权及忠实请求权的侵害,侵害行为导致婚姻破裂,会造成无过错方极大的精神痛苦,其所受伤痛可能终身无法抚平。法律规定受害方配偶有权请求侵权方配偶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正是对配偶权予以保护的体现。
鉴于我国婚姻立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婚姻关系中的财产处理问题规定得较全面,而对精神损害赔偿问题虽已有涉及,但还很不够,笔者认为,在今后的立法和司法解释中应对此作出更多具体规定。如可以考虑规定:以有过错一方配偶与第三者为共同侵权人,对无过错方共同承担赔偿责任;不以婚姻关系的解除作为主张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允许无过错方在特殊情况下仅向第三者索赔等。


     5、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的精神赔偿。
     2000年12月19日法释[2000]4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规定:“对于被告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精神损害而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而2002年7月15日法释[2002]17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规定的更加明确“……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结束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正是由于这两个司法解释,将附带民事诉讼人为地关在了精神损害赔偿的大门之外。这是对民事主体权利的剥夺,是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的一大不足之处。


      对于附带民事诉讼精神损害不予受理的规定,司法界曾有这样几种主张:1、精神损害赔偿的作用是抚慰作用,犯罪分子已经受到刑事处罚了,犯罪分子受到了刑事处罚对于受害人来说是最好的抚慰,所以也就不需要什么精神损害赔偿了;

      2、我国目前经济不够发达,被告人往往是贫穷缘故而实施犯罪行为,犯罪嫌疑人被追究刑事责任后,无经济赔偿能力。与其让判决成为白条,不如干脆不判。
笔者认为,刑事侵权行为人应予精神损害赔偿是十分必要的,因为:(1)、一般来说,在民事侵权中,受害人的人身权所受侵害程度较轻,而在刑事侵权中,受害人的人身权所受侵害程度较重。我国现行法律对民事侵权中人身权受到侵害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予以保护,而对刑事侵权中人身权受到比民事侵权更严重侵害的受害人的精神损害赔偿权不予保护,这很显然不符合基本逻辑;(2)、从法律价值来看,对侵犯人身权的犯罪分子处以刑罚,是国家维护社会秩序的需要,体现的是公法上的价值追求。犯罪分子承担的是公法上的责任。而对犯罪分子侵犯人身权的行为追究其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是保护人身权的需要,其体现的是私法上的价值追求,犯罪分子承担的是私法上的责任。从价值衡量的维度来看,公法价值与私法价值既不可等量齐观,又不能相互代替;(3)、刑事侵权中的行为人对受害人给予精神损害赔偿是有效惩罚犯罪分子的要求。不追究犯罪分子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在事实上有可能纵容犯罪分子再犯类似的犯罪,这也不利于警诫其他有类似侵犯人身权犯罪意图的人。(4)、追究刑事侵权行为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是适应世界上保护人身权法律发展潮流的要求。


     四、在立法上扩大精神损害赔偿适用范围,建立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我国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长期以来,法学界对于违约责任中能否适用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存在着很大争议。多数学者从传统民法角度将违约之债与侵权之债按照不同的责任原则、构成要件及承担方式加以区分,通常认为违约责任中的损害赔偿范围限于财产上的利益。笔者认为,从民法理论上看,侵权责任与违约责任是两种平行责任。受法律保护的某种权利因行为人的侵权行为而受到损害,则形成侵权责任。如果该权利反映在合同之中,当违反合同的结果侵害该权利时,也应有违约责任存在。因此,当侵害生命、健康等权利时,以侵权责任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那么以违约责任也应当可以请求精神损害赔偿。以财产为标的的合同在履行中经常会出现违约行为,赔偿损失是违约的必然结果。违反合同并不一定都造成财产上的损害,也可能产生精神损害,最具有说明力的就是服务合同。在旅游服务合同中,旅游活动组织者的义务应当是向旅客按时、按质、按量提供包括饮食、住宿、交通及其他服务在内的所有服务。如因旅游活动组织者的原因未能提供约定服务,对旅客造成精神损害结果的,组织者应予以精神损害赔偿。例如,由于可以归资于组织者的原因造成旅游活动无法如期进行,旅客无法在假期出游,因而遭受精神上的打击。或是由于组织者提供的服务质量达不到合同约定的标准,旅客因住宿环境太差而无法人睡、因食物有问题而感觉身体不适,以致产生精神痛苦。在这些情况下,旅客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我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因为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侵害对方人身、财产权益的,受损害方有权选择依照本法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或者依照其他法律请求其承担侵权责任”这一规定,只解决一部分加害给付的问题。如果债务人的加害给付不仅对债权人的合同利益造成侵害,同时也对债权人的其他固有利益造成侵害,则不论当事人选择违约责任请求权还是侵权责任请求权,单独救济均不能补偿债权人所遭受的损失。因此,在违约损害中包括部分精神损害,在违约责任中适用精神损害赔偿,允许当事人对合同利益中的财产损害与合同利益外的精神损害提出共同的损害赔偿请求是十分必要的。这样做也符合国际上立法的潮流。如 1994年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就规定:”此损害可以是非金钱性质的,例如包括肉体或精神上的痛苦。欧洲合同法委员会1996年《欧洲合同法原则》也规定:可获得损害赔偿的损失包括:非金钱损失和合理的将会发生的未来损失。而美国则在JAVISV.SWAN'STOURS案件中确立了违约精神损害赔偿制度, “……适当的案件中,在合同法上可以对当事人精神上遭受的痛苦授予损害赔偿。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度假合同,或者提供休闲娱乐和享受合同。如果合同的一方当事人违反了合同,那么,由于违反合同给对方当事人造成失望、痛苦、烦恼和挫折的,可以授予精神赔偿。……补偿他应当得到但却没有得到的休闲和快乐。”休闲和快乐本来属于心理上的感受,其后果是精神损害,而本案却以合同法授予当事人精神损害赔偿,不能不说是对传统合同法上财产责任的扩张,
     当然,针对违约责任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请求,并非对所有违约情况都适用。其适用仍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必须符合以下条件:首先,精神损害结果必须客观存在,这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当事人受到了精神损害,则不直认定精神损害存在。其次,精神损害结果必须是因为合同一方的违约行为造成的,这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客观基础。第三,违约方在订立合同时已经预见到发生精神损害结果的风险,其主观上存在过错,这是适用精神损害赔偿的主观基础。对于违约方是否预见,则需要综合考虑违约方的心理、个人能力以及合同的性质、类型等各方面情况加以判断。只有在上述条件均具备的情况下,受侵害方才有权提出精神损害赔偿请求。
     虽然目前因为合同一方当事人违约而由对方提起精神损害赔偿诉讼的案例尚不多见,但相信随着人们自身精神利益及自我保护意识的不断加强,此类型案件必将增多,立法及司法解释亦有可能对此作出相关规定。


参考资料:
1、曾世雄 著《损害赔偿法原理》
2、李国光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理解与适用》
3、杨立新著《论侵害财产权中的精神损害赔偿》
4、何谦著《违约与精神损害赔偿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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