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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知识分子要有道德勇气——专访贺卫方教授
出处 | 北大法律信息网 时间 | 2007-12-3  
 
记者 王近夏 

  周五晚,贺卫方教授还在北京大学给本科生上课,周六便乘坐7点多钟的早班机飞往广州,准备参加珠海的“文化大讲堂”。因为行程匆忙,为了争取更多与贺教授交流的时间,本报记者也起个大早,赶往广州白云机场“接机”。贺教授笑容满面,亲切随和。两小时的车程,浓缩出以下这篇专访。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 

  记者:对于您,外界在您身上加诸了很多 “标签”,比较统一的是大家都认为您是一名公共知识分子。您如何看待这些“标签”?您又是怎样给自己定位的? 

  贺卫方:其实这显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需求。大家都觉得社会在急速转型中,人们的价值观在变化,社会结构在变化,这个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在变化,于是带来了太多的困惑和问题,需要今天的学者努力去研究,并且他们的研究能够让社会公众了解。人们有一种渴望,知识界的人不要沉浸在象牙塔里面,而是能够走出来。我自己在过去近20年的时间里,的确在做这个努力。当然,有些荣誉是自己没有期望得到的,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关注是不虞之誉。 

  所谓公共知识分子应该具有品格上的独立,不能够人云亦云、唯唯诺诺。当社会上发生一些不公的事情的时候,你要有一种道德勇气,要有知识分子的尊严,发出不平之声,逐渐使社会上形成权力的一种合理的布局,使学术也变成可以对公共权力加以制约的一种力量。 

  这方面我们的社会在慢慢露出一些让人欣慰的苗头,我自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时代,你可以有一些途径来和社会进行交流互动,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独立的精神表现出来,让这个社会能够感受得到,这是我觉得应该感谢我们所处的时代的一点。 

  记者:您觉得这个时代学者的独立精神和自由理念如何获得保持? 

  贺卫方:独立不是一味抗争的姿态,而是说让学术回归到学术。不要迎合世俗的东西。学术所面临的不仅仅是公权力的干预,还经常包括外部的诱惑,网络发达后民粹主义的兴起会导致学者迎合大众,这也会构成学术独立的丧失。“虽千万人吾往矣”的精神应该体现在学者的研究过程中。 

  当然也有体制的原因,我们大学管理机构实际上官僚化了,这导致对于学者的评价惟一可操作的标准就是数字数、数篇数。这就导致低水平重复、剽窃等的发生。也许只有大学所有权制度更深刻地变化,探索全新的模式,强化不同学校之间的竞争,才能找到出路。 

  学术不是论斤卖的白菜 

  记者:查看一下您的学术著作,与其他学者相比好像并不算多,但针对当下发生的各种个案发表的言论却非常多。这两者之间矛盾吗? 

  贺卫方:学术不是卖白菜,论斤卖,数量越多越好。即便以现行标准评价,我并不认为自己没有作出一个学者应有的贡献。况且社会本身就是个实验室,我们都在对社会进行观察,针对一些现象作出评论。如果短篇的写作能够启发一些人,同样起到了一个知识分子和教师所应起的作用。比如最近的Mr. Nie’s case,我认为应该反思我们的司法制度、纠冤机制,这是关乎我们国民的自由和安全的大问题。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并且提出建议,去推动制度的发展,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了。我自己对鸿篇巨制、下面充满了脚注的文章也有兴趣,不过,还是不能以数量为追求目标。我就按照自己选择的道路走,我行我素吧。如果每个人都是一样的,多单调乏味啊。 

  记者:两年前您宣布拒招研究生曾经引起很大的反响,您曾经说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对这个制度有一点推动。那么现在两年过去了,情况有改观吗? 

  贺卫方:恶化了!《高等教育法》内在的精神就是大学要自治,教育行政部门的职权并不是代替大学去做一些事情,是为大学的发展提供某些服务而不是千方百计控制大学。我当时所抗议的是部分高校研究生招生考试制度,比如北大法学院把考试搞得像高考的重演,考试科目非常多,让我觉得学术方面优秀的人才没有办法脱颖而出。但最近两年,教育部把硕士研究生考试的一些科目统一命题了,这就意味着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不同考试制度设计所带来的大学的不同特色更展现不出来了。 

  以前考研究生时,学生就是特别喜欢某个老师的学术风格,他的考题肯定是偏重于哪些方面,考生做起来就会轻车熟路,就会产生这样的互动。有时候学校并不特别重要,冲的就是某个老师,现在还可能出现这个情况吗?没有真正的个性了。我觉得这是对大学自治的一个最大的破坏。所以有人问我,你还有可能再招研究生吗?我说,看起来希望越来越渺茫了! 

  城市性格与大学关系密切 

  记者:您曾经多次到珠海讲学,珠海在您印象中是一个怎样的城市?珠海这样的城市在您心目中应该如何定位? 

  贺卫方:珠海这个城市是环境优雅的、也很有活力的城市。也许有人说珠海经济的发展不像有的城市那么快,但我想如果每个城市都去追求GDP的话,这个国家肯定是一个畸形的国家,是一个疯狂的国家。我倒希望有的城市给人一种很安静的、温馨的、污染少的、让人想要在这儿居住的感觉。 

  除此之外,文化也很重要。我到德国去,发现德国最好的大学都在比较小的城市,莱茵河两岸,许多像项链上珍珠一样的小城市点缀其中,每个城市都有一所很好的大学。比如海德堡大学,在海德堡市,城市只有十万人口!为大学服务的人员在城市人口中占到了相当大的比例,就是一座大学城。中国因为历史的原因,什么都集中在首都,便于管理和控制,结果“首都充血,外省贫血”。我一直在想,像珠海这样的城市,如果拥有办得非常好、有品位的大学,还有如印刷、出版等产业,其实并不一定依赖于和政治中心保持很近的距离。这种城市应该让人一提起来就有一种美好的感觉。 

  记者:您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是否有大学,大学的层次如何,对于一个地方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小事”,珠海现在建设大学园区,拥有若干所国内著名高校的校区、分校或学院,您认为这对一个城市的发展会起到什么作用?它对城市的影响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 

  贺卫方:珠海的大学园区建得非常漂亮,校园很美、很大气,但是在学术方面,还需要做更多努力。高等教育很少有暴发户。一所大学要办得非常好,具有自己的品位,需要长时间的努力。我们可以看到,西方一些最好的大学,动辄几百年,呈现的是历史沉淀下来的东西。那句引用很多的说法是大学光有大楼不行,还得有大师。所以,我认为有心在这座城市办好大学的人们不可以有过分的急迫,不能过分求短期内的见效。这真正是千里之行,通过点滴的努力才能获得声望和成效。 

  但我们毗临香港、澳门,所以在对外文化交流方面应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当然,如何在管理体制上、教育的各个环节真正有一些探索和创新,这个对珠海的大学教育者是非常重要的。你知道加州大学有各个分校分散在不同的城市,比如大家熟知的伯克利分校、洛杉矶分校,各个分校是相当独立的,而且都非常出色,各个学校有独立的自主权。我想这也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模式。 

  记者:很多老大学,比如像您的母校西南政法大学,与周围的社区形成了一种互动的整体,互相依赖,互相渗透。在学校与社区的互动方面您有何建议? 

  贺卫方:珠海的大学都不是本地生长起来的大学,而是后来引进的,这样与当地文化缺少一种与生俱来的关联。学校与社区的关系,也存在于像耶鲁与纽黑文、哈佛与堪布里奇之间。大学实际上和城市有密切关系,大学是城市的一个招牌和名片,城市因为大学的存在而具有不同的气质。另外,大学也从城市获益。芝加哥大学并不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学,只有110多年的历史,在美国那些个常春藤大学里算是后起的“小弟”,但它硬是发展成了在全美排名非常靠前的大学,有人认为芝加哥城市的活力和市民精神的影响是其中重要因素。城市和大学应该形成互相受益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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