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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析创维事件 ——法律视角的解读
出处 | 杨富琛 中国政法大学 时间 | 2007-12-14  
 
2004年12月30日,由中央电视台首次联合全国31家省级电视台进行评选的“2004中国电视国内国际十大新闻”揭晓,“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及有关人士被香港廉署拘捕(本文所称创维事件)”位列“证券市场十大新闻”之中。

创维、黄宏生——这两个曾经带给我们诸多欣喜和骄傲的名字,又一次被推到了万众瞩目的位置;然而这一次带给我们的,更多的不是喜悦和兴奋而是惋惜和反思。

再回首:一波三折的创维事件回眸

2004年11月30日,因涉嫌造假账以及挪用公司资金,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及其弟黄培升等在香港被廉政公署拘捕。
[1]

据《财经》杂志报道,香港上市公司创维数码(HK0751)主席、全国政协委员黄宏生因涉嫌利用贪污手段进行诈骗和挪用公司资金,于11月30日被香港廉政公署拘捕;创维数码也于同日被强制停牌(停牌期间,通过管理层改组,涉案的执行董事黄培升、郑健平、吴锦辉等均离开公司董事会,黄宏生则改任董事会非执行主席。现年70岁的中国电子商会副会长、深圳电子商会会长王殿甫继任董事会主席,兼创维数码CEO)。当日上午9时44分,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股票暂停买卖时,创维数码股价收于2.72港元。

廉政公署在当天进行的 “虎山行”行动中一共拘捕了十余人:包括创维数码主席黄宏生、三名执行董事,一名财务总监,一名前任董事、一名非执行董事及一名职员,还有两名与主席有联系的人员。

2004年12月1日,香港廉政公署起诉黄宏生兄弟涉嫌盗取创维数码资金近4838万港元。

在指控书中,黄宏生和黄培升分别列第一、二被告,被指控“串谋偷窃,违反香港法例第210章《盗窃罪条例》第9条及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第159A及159C条”
[2]

根据有关指控,黄宏生和黄培升二人在2000年11月1日至2003年4月25日期间,在香港与罗玉英(罗为黄宏生的母亲,是创维集团一家间接控股子公司创维电视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一起合谋偷窃一项创维数码的财产,即香港上海汇丰银行有限公司欠Skyworth Digital Technology Holding Co.Ltd.(创维数码)的一笔48378169.99港元的欠款。

黄宏生兄弟还涉嫌行贿一名曾受雇于执业会计师事务所的前会计师郑健中(郑健中于2004年7月出任创维数码首席财务官,同年9月成为创维数码执行董事。郑在创维数码获得250万港元年薪,还有2000万股票认购权),伪造会计纪录,协助公司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另外,黄还涉嫌与一名执行董事行贿公司的财务总监,以允许二人以顾问费或服务佣金作掩饰挪用巨额公司资金。而这种欺骗和误导股民的行为属于严重的刑事犯罪,香港上市公司腾达智能科技有限公司(0691.HK)董事长许培新因与他人通谋使用虚假文书、夸大利润而被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判决入狱4年便是例证。

回溯到2000年4月,创维以每股$2.07发售5亿股集资上市。而当时家电行业发展不景气、上市环境不好,此次涉及的会计师可能是帮助创维伪造盈利状况,以帮助证券商顺利发售股票。当时,创维顺利获得超额认购,并行使超额配股权,再次发售5千万股,共筹资994,000,000元。当时为创维出具会计师报告的是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某会计师,而该会计师在创维上市时已经离开了事务所。

2004年12月2日,案件移交香港东区裁判法院立案。黄宏生兄弟分别以约100万港元获得保释,但不允许离开香港。
[3]

按香港法律,到2005年3月前,香港法院将会继续审判黄氏兄弟的罪名是否成立,至于处以罚款还是判处徒刑,要看最后的判决;黄氏兄弟已经被没收证件,短期内应该是不能离开香港的,而100万保释金到时会退还黄氏兄弟。

事发后,黄宏生、黄培升等4人辞去了执行董事职务,黄宏生任非执行董事后改为非执行主席;他的妻子和母亲也终止了在集团所有附属公司的董事及管理职务。

2005年3月2日,黄宏生兄弟在香港东区裁判法院受审。
[4]根据香港廉政公署的要求,被告二人被追加指控两项新罪名,但暂时无须答辩。

廉政公署的代表律师在庭上指控:黄氏兄弟曾经向一个不具备资格的人批出创维数码认股权,此行为属于合谋诈骗上市公司的行为。

同时,之前已被指控偷窃创维数码4800余万港元资产的黄氏兄弟,此次还被指控涉嫌与他人合谋偷窃创维数码子公司Skyworth Computer & Network Company Limited逾220万港元。黄宏生个人则被加指控另一项类似的偷窃罪,涉案资金是创维数码全资子公司创维集团有限公司的50万港元。

控方律师提出上述三项新罪名后,称已经获得强有力的证据指控两名被告,包括银行记录等。据悉,黄氏兄弟被控的全部四项罪名,都在2000年11月到2004年11月之间发生。 

庭审中,法官简仁达宣布此案押后到6月1日审理。同时,创维数码再次发布公告,推迟公布2004年中期业绩。

2005年6月2日,此案在香港区域法院进行审判,黄宏生兄弟被告知案件将于6月21日由香港东区法院转交到香港地区法院审理。

2005年6月21日,此案再次在香港区域法院进行审判。
[5]

与此前业内人士预测审判会安排二人进行犯罪与否的答辩不同的是,法院仅宣布此案押后至7月20日在区域法院预审,整个审判时间不超过5分钟。

审判中,控方香港廉政公署提出资料没有准备好要求延期,法院当即宣布此案押后至7月20日再审,届时法院将宣读审讯议题。此外,“廉政公署并没有增加对黄宏生兄弟新的指控,也没有增加新证据”,香港廉政公署新闻中心工作人员莫岭文说。

2005年7月20日,案件再次在香港区域法院开庭,法官宣布:2006年1月17日该案将正式开审。
[6]

当日,香港区域法院如期开庭,法官在简单地沟通后宣布:2006年1月17日该案将正式开审,整个审期预计15天。至此,黄氏兄弟被指控的罪名是:“涉嫌偷窃创维集团下属一系列公司5070万港元,以及涉嫌与他人串谋诈骗创维数码”。不过,由于香港廉政公署将不再增加控诉,黄氏兄弟律师对该案持乐观态度,表示最严重的判决不会超过两三年监禁。

届时,原被告均将出庭辩论,证人亦将出庭。谁告发了黄宏生以及对其如何判决,应该会有一个定论。而从目前至开庭期间,香港廉政公署将协助律政司进行开庭准备工作。

感触黄宏生和创维

黄宏生,创维集团创始人和董事局主席,1957年出生在中国海南,1977年成为中国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考入华南理工大学无线电系。1988年,黄宏生辞去公职,筹集5万元创办了一家生产遥控器的小工厂,经过十几年的奋斗,黄宏生创办的这家小作坊如今已经成为蜚声海外的彩电生产大王——创维集团。由于突出的经营业绩,黄宏生近年来获得了全国政协委员和深圳民营企业家商会会长、紫荆花杯杰出企业家奖、香港青年工业家奖等一系列荣誉。

香港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为创维集团的龙头企业。公司资料显示:该公司在百慕大注册成立,公司的最大股东为Target Success Group Limited,该股东又是在英属维京群岛成立的,通过汇丰国际信托基金持有创维约37.27%的股份,而汇丰国际信托同时还是黄氏家族的信托人。

创维集团是一个由公众、世界著名投资基金及企业管理层组成的市值突破60亿元的国际型企业。集团初期名称为创维实业有限公司(香港),主要生产电视机遥控器。1992年成立创维集团有限公司(总部设在香港),并获得彩电生产许可证,开始生产彩电、VCD、DVD、家庭影院和卫星接收机等产品。1994年成立深圳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2000年4月,创维数码控股有限公司在香港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代码0751)。

2004年度,创维集团营业额创历史性新高,为104.66亿港元,较上年同期增加13.6%;纯利4.03亿港元,较上年增长17.8%;每股盈利17.99港元,较上年增长13.9%。

作为一家民营彩电商,经过十七年的奋斗,创维已成功挺进世界彩电十大品牌、中国彩电前三强,并被认定为“中国名牌”产品和中国“驰名商标”,曾获得香港工业成就奖、中国20年信息产业最具影响力企业等称号,是中国电子百强企业的核心成员。

揭开创维事件的面纱:原因解析

“企业法治”意识的淡薄

应该说,4838万港币并不是一个足以使黄宏生犯罪的数字,毕竟在2004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排行榜上,他以2.7亿美元的身价排在第31位。因此,将其违法行为首先归因于“企业法治”意识的淡薄更为合理。

创维是由民营企业发展而来的公众公司,而公众公司和私营企业的最大区别在于:作为股份公司,再大的股东也只是一个股东,公司的资产不是归大股东而是归所有股东所有。显然黄宏生误认为自己作为创维的大股东,仍然拥有公司的所有权;因为如果黄宏生事先意识到自己的行为触犯法律,他一定会采取更隐蔽、甚至貌似合法的手段。这就涉及到从家族作坊规矩向现代企业制度演进过程中的的观念转变。

同时,众多在港上市公司的普遍心理是既希望利用内地尚不健全的法制环境开展多样的经营活动,又想避开香港资本市场严厉的监管;但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资本市场绝不仅仅是被利用来筹资的,它更要求企业顺应其“游戏规则”。中国企业在海外上市时,往往在程序上符合当地监管规则,而在具体监管规定的认识、相关行事观念及市场文化的理解上,并没有真正与海外市场融合。

因此,企业运作的法治化就成为包括民营企业在内的众多公司良性发展过程中不可回避的关键性因素;只有不触犯法律,才能真正保证自己的安全和长久生存。而要实现企业的法治化,需要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选择好常年法律顾问;二是要确保项目投资的法制化;三是要实现财务部门的法制化;”
[7]最后(也是最前提性的)是提高企业及相关人员的法治意识。

大陆法治环境待改善

比较之后不难发现:无论在法律观念,或者公司治理、信息披露、会计监督等具体监管规定,还是在对违规行为的法律处罚方面,内地与香港及其他国家都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就本质而言,整个社会形态(主要是开放程度)决定着对现代公司组织形式能否进行有效的监管。而目前中国内地正处于一个从相对封闭到逐步开放的痛苦转型期,市场的开放性和透明度都不高,在这种法治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法律制度难免会出现畸形儿。中国法治环境的不清洁性表现为诸多方面:

法律制度不健全、不系统。多年来,我们在借鉴西方公司和证券制度时,多是盲目引进一个个的具体制度,而忽视了法律制度的系统性、完整性及其生存空间和配套措施,从而导致有些制度不伦不类、相互矛盾、漏洞颇多;也有一些制度由于缺失适宜的生存土壤而被实质上废弃;同时,缺乏严格的责任和惩罚制度也使部分制度变得形同虚设。

执法不严、司法混乱。受制于各种因素,我们的法规和监管的权威性受到了巨大的挑战。为了发展经济、提高效率,我们牺牲了社会公平,我们的司法对经济违法和犯罪常常视而不见;我们的执法也软弱无力,缺乏威慑力(换句话说,我们存在严重的“法律纵容”问题)。出现经济违法行为后,我们听到最多的是行政处分甚至只是一声谴责,而无视法律权威和司法制度的存在。三九集团赵新先在挪用上市公司资金达25亿元人民币之后仍能在国资委顺利退休便是很好的例证;而类似证监会向亿安科技开出的8.98亿元的天价罚单更表明严重的违法行为在国内证券市场上都可以用金钱来摆平,而最可笑的结论就是无法追缴的天价罚单和没有罚单实际上是一回事。

地方保护主义问题严重。之所以众多企业在内地无忧而在香港屡遇调查,一定程度上与内地不少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关系密切。这些企业在内地多是纳税大户,每年上缴可观的利税,成为“重点保护对象”,致使执法人员无从知晓违法犯罪行为或无法开展正常的监管工作。然而法律权威至上,尽管企业合法权益需要保障,但缴税高绝不能成为违法犯罪不受惩处的理由。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我们需要健全的法律制度和执法、司法体系,但更需要它们赖以生存的清洁法制环境,因此我们期待《公司法》、《证券法》的修订来优化资本市场的法律环境。同时,当高喊“监管”的史美伦出现时,我们不应该再把她看成“异类”;当郎咸平呼吁需要“严刑峻法”时,我们也无须再去嘲弄他好出风头。 

消除创维事件的遗患:法律启示

事前防范:加强对公司大股东和高管的约束(公司治理角度)

创维事件所表现出的大股东和高管擅自占款的事实又一次表明:由于“一股一权”的传统资本表决制度及信息不对称性的存在,中小股东在与大股东和高管人员的力量对比中处于弱势地位,不能有效制衡、监督其行为。而我国公司法又对后者行为规制极少,仅规定了中小股东的少量权利及高管人员的义务(未规定责任),不具有周延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加强对公司大股东和高管的约束便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

“权利需要有效制衡”,因此明确赋予中小股东具体权利,使其能对抗大股东和经营者的做法可能更有实际价值。

在参与公司决策方面:适当降低股东大会召集主体的持股比例;并明确召集程序没有被董事会从速开始时,提出请求的股东在取得法院的许可后可自行召集的权利。为使中小股东的股份能联合起来对抗大股东,可以引入“累积投票制”和“表决权征集”制度。股东会议讨论事项的的异议权和否决权(这种权利在外国早有出现,“法国最高法院曾判定某一公司的多数股东通过的决议无效——该决议拒绝在公司盈利时分配股息”
[8] ),这对“一股一权”的传统表决方式无疑是一个最有益的修正与补充。

在权利救济方面:在“穷尽内部救济”的先决条件下,股东拥有间接诉讼(derivative action)权,并明确该诉权行使的资格、程序、费用、期间等。异议股东的退出权,使中小股东在公司发生重大变化而持有异议时享有防止其利益在公司中进一步受损的权利(因为这时的股票是很难有其他人来购买的)。正如《日本商法》规定:“在作出营业的全部或重要部分的转让;订立、变更或者解除租赁全部营业,委托他人经营其全部营业,和他人共同承担营业上的全部盈亏的合同及其他类似合同;受让其他公司的全部营业的决议的股东大会之前,以书面通知公司反对该款所列行为的意思,并在股东大会上提出反对意见的股东,可向公司提出应当以无该协议时股份应有的公正价格收购自己持有的股份的请求” 
[9]。对陷入僵局公司的解散请求权。因为大股东、经营者及其相互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导致公司陷入“僵局”,而公司的不运转又使中小股东的权利丧失了实现的最基本条件;根据我国现行公司法,通过解散公司决议需要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同意,这对于中小股东来说可能性几乎为零;而且“在近年的实践中,司法机关在公司僵局面前,对当事人解散公司的诉讼请求表现出退缩的谨慎姿态,对此类案件能否受理、诉讼请求能否给予支持多有疑虑,甚至持有不应受理的见解” [10]。这种不正确看法的存在,也使得赋予中小股东此权利的现实迫切性更加强烈,使他们可以通过仲裁和诉讼程序来维护自身权益不受大股东摆布。

在赋予中小股东法律权利的同时,仍需加强对经营人员的约束:在公司内部通过适当的激励机制、完善董事会的内部结构、强化监事会的实质性权力;在公司外部通过发展统一的经理人市场、信息披露、债权人的侧面约束等来进行。

上述作为事前防范机制的公司法人治理和内控制度相对于事后监督和外部问责机制而言,无疑更重在治本,更能夯实资本市场的基础;同时也是防止大股东和高管擅自占款的第一道屏障。

事中监管:强化对上市公司(大股东)的市场监管

对于上市公司的监管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证监会对发行上市公司资格的核准;第二层面是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监管;第三层面是证监会所属有关部门(主要是各地证监局)对上市公司的检查督导”
[11]。其中第二层面尤为重要。

创维事件突显了内地公司及证券市场信息披露机制的不健全。而中小股东和债权人获悉公司运营信息,以及作为监督机制的会计、审计制度都依赖于真实可靠的信息披露。实际上,应当保证准确及时地披露与公司有关的全部重大信息,包括财务状况、经营状况、所有权状况和公司治理的信息。换句话说,证券市场是建立在信息的透明披露上的。而我们虽然通过证监会发布的第l号《招股说明书》、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第3号《半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及第15号《持股变动报告书》等初步建立起了信息披露制度,但问题仍然存在:不及时,不完整,不准确,方式上重报纸轻网络、网络系统功能单一,披露公告往往含糊其辞或无效内容太多,信息严重的不对称等。

而上述不足又体现了内地信息披露制度与香港证券市场的巨大差距。香港的信息披露更注重自律,以自愿性披露为主,但辅以严格的事后追究制度;内地则以强制性披露为主,忽视了自愿性披露作为企业和投资者良好沟通渠道的作用,同时事后惩罚和责任承担制度过松,导致强制性披露的预期效果也得不到实现。其实,相比成熟资本市场而言,处于经济转轨期的中国内地市场更应提倡自愿性披露,使资质良好的公司通过展示核心竞争力来摆脱内地资本市场中普遍存在的“诚信危机”。“而且从投资者角度而言,强制性披露、自愿性披露、市场中介的发展是一个整体系统,缺少任何一个都意味着较高风险。” 
[12]

这就要求在保证信息充分性的同时,强调信息披露的有用性和纯洁性(可以借助中介机构的力量);同时要公平披露(以年报为例,按规定年报最迟到4月底披露,但一些部门在1月份就获得了企业的业绩消息);保证信息的时效性和及时性、频率性;我们可以借鉴澳交所(ASX)的“间询与答辩信息披露制度”,此机制主要作用有:“引起关注,帮助监管者发现问题所在,进一步推进充分披露,监督企业经营;提问内容也能给其他投资者启发,告诉其他投资者还有什么风险没注意到,通过互相启发,为投资者提供更多的决策信息,使决策更富理性”
[13] ;同时不可忽视舆论监督的力量,毕竟银广夏、基金黑幕等事件首先都是由媒体披露的;保证信息的明确性(可用会计审计的标准化要求来衡量);还要提倡自愿披露,引导上市公司主动公示对投资者决策有用的信息。

创维事件同时暴露出一个监管的真空地带:国内民企在香港上市,但其注册地多在海外(如开曼群岛等避税地),国内监管机构对其无可奈何;而其业务又主要在内地,香港联交所无法监管。其实,资本市场全球化经常会导致跨境违规事件,而由于在这个范畴内缺乏密切和真正的合作,因此带来了监管空隙。欣慰的是,根据刚签署的《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港交所获准可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据悉,“港交所打算在北京租用500多平方米办公场地,着重向内地企业推介香港股市和港股规则,加强与内地证券监管机构的沟通和配合”
[14]

同时,证券监管机构的体制创新也亟待进行。应当改革证券监管机构职能,扩大证券交易所的职权,促使交易所加强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督促,增强其作为一线监管机构对上市公司的督导责任;赋予其充分的监管手段,包括对负有责任的董事、监事予以公开谴责,并处惩罚性违约金,也可视情节轻重报证监会查处。而证监会应该可以公开认定有关责任人员不得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或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并依法给予其行政处罚。

事后惩戒:落实公司(责任人员)违法行为的各种法律责任

创维事件表明内地与香港市场的最大差别在于市场化程度的高低,而对公司违规行为的事后惩罚等又是集中体现(这从黄宏生与三九集团赵新先的不同结局可以窥见一斑)。在相当的领域,我们缺的不是“行为规范”而是“责任规范”,与海外成熟证券市场相比,内地监管法规显得过于“柔性”。目前,我国《公司法》、《证券法》及相关法规虽然也有公司高管和大股东职责的部分规定,但对失职行为却缺乏相应的惩罚措施。这些漏洞导致违规高管和大股东能够一走了之,而其他人员能够以“不知情”为由掩盖一切过失,从而导致经济损失最终由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承担。证监会前主席周小川曾经在2001年宣称要集中打击庄家的操纵行为,但打击的结果却只是罗成手下的操盘手判了几年刑,主犯却逍遥法外。

在黄宏生案发后,内地人士开始反省:能否借助刑事法律来惩戒擅自占款的大股东及责任人,加大其违规成本?应该说是可以借鉴的,但在“罪刑法定”原则下,首先要做的应该是通过合法途径将此类罪名法定化。同时,大股东和高管占款还有利益驱动、道德风险成本等,只有依法明确各主体应承担的民事、刑事等法律责任(例如明确信息披露规则中各项违规行为的具体惩罚方式,及时、有效、公开处理违规违法行为,提高信息披露的权威性和规则及监管部门的公信)、必要时实施市场禁入、强调“将责任落实到人、严格执法”的原则,增加其违规成本,才能使他们对法律产生真正的敬畏,减少不当行为的可能性。这就要求监管层首先要脱离过去那种片面依靠行政手段的思路,转向采用更有力的法律保障措施。

结束语:祝福与寄托

“赛翁失马,焉知祸福?”从某种意义上说,此次的“失马”对于黄宏生和创维数码可能并非一件坏事。企业要想真正强大,就必须要依法行事、遵守规则;这一次制度上的历练,将更有力地提醒其进行有效的自律。相信在经过香港的这次磨难后,创维将继续在成为“世界级电子强企”的道路上披荆斩棘、勇往直前!

对于法律人而言,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更是不容忘却:我们必须建立“未雨绸缪”的法律制度及适宜这些制度发挥作用和企业合法生存的生态环境,为中国真正成长为“经济巨人”扫清法律和体制上的障碍。




注释:
[
1]参见卢彦铮“廉政公署‘虎山行’拘捕创维黄宏生”,《财经》2004 年度第4期(总101期)。  
   [
2]“黄宏生案疑是离职原公司高层举报”,《第一财经日报》2004年12月03日。
   [
3]参见卢彦铮“黄宏生案追踪—涉案人员纷纷获得保释”,《财经》每周特稿2004年11月27日—12月03日(网络版)。
   [
4]参见卢彦铮“黄宏生被控三项新罪”,《财经》2005 年度第5期(总128期)。
   [
5]参见龚晓犁“黄宏生第四次提堂5分钟解决”,《竞报》2005年06月22日。  
   [
6]参见张艳、石文夫“黄宏生案于06年再审,届时一切水落石出”,《京华时报》2005年07月21日。  
   [
7]“评论:倒了黄宏生,多了一副多米诺骨牌”,《数字商业时代》2005年第1期。
   [
8][英]梅因哈特著、李功国编译《欧洲十二国公司法》,兰州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62页。
   [
9]日本明治32年制定(平成14年修改)《日本商法》第245条第1款、第245条之2第1款。转引自吴建斌主编《日本公司法规范》,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91、92页。
   [
10]赵旭东著《企业与公司法纵论》,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05页。
   [
11]胡经生“从监管视角看防范上市公司高管犯罪问题”,《中国金融》2005年第8期。
   [
12]何卫东“上市公司自愿性信息披露研究”,《上海证券报》2002年12月23日。  
   [
13]邢精平“上市公司信息披露:比较与借鉴”,《证券市场导报》 2004年09月号。
   [
14]欣华“港交所将加强与内地证券监管机构的合作—香港股市上市公司达到千家”,《期货日报》2003年07月03日。
  
  
  
  
  
  
  
出处:赵旭东主编:《公司法评论》2005年第3辑,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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