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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法不自行 律师有何为
出处 | 时间 | 2008-5-16  
 

      来源:华律网  张生贵   2008年05月15日 14时17分  38   
     
  
  展现在我面前的这个题目会使律师过度恐惧,几乎说不出话来,要说“天下兴亡同律师何干”,可我要说律师首先是一介匹夫,古文观之,有一个人名叫“亡国”,另一个人名叫“亡天下”,一天这个“亡国”与“亡天下”争辨,亡国要率兽食人,亡天下要率人杀兽,如亡国率兽食人的结果就是亡天下,亡天下率人杀兽的后果则是亡国,后来出现一个叫大义的人,听了亡国与亡天下的争辩的事情,未等他们争出结果来,将亡国与亡天下先行治服了,从此人们就对大义有了新的认识,封大义为忠。再后来人们就有了邪不胜正的说法,邪和正两种评价截然相反,二者不可并行不悖,如认为邪是不忠,那么就一定认为正是忠才可以,因此忠者首先要知道保天下,然后才知道保国家,尽忠保国是位 居国君和臣下的那些统治者以外的人所要考虑的,保天下即使是地位低贱的普通百姓都有责任。说到这里,我便发现一个问题,越是住在山高皇帝远的地方就越是渴求忠义,而越是山高皇帝远的地方,那里的地方官却越有背忠离义之念,前段时间有报载文,一地的村民称他们居住的村子刚刚被官员袭击,他喃喃地说:“我只是一个农民,我知道对此无能为力。”但是他目击了这一切。今年1月中旬他参加了抗击当地政府征用公共用地的行为,因为那片地要租用给一个纺织品工厂,村民说他们在村领导那里得到的赔偿金远远低于当初香港商人承诺的,他们要想知道那些钱哪里去了。历经几天的时间,超过百名村民聚集在被征用的土地上,挥舞着锄头阻挡了当地的一条公路,黄昏开过来一列车,车上下来几个武装官员的人开始击退村民,击退事件并没有让当地的老百姓感到太惊奇,一位害怕政府报复而不肯透露姓名的目击者说:本地政府已经失去了民心,我们正在等待中央政府来处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也不知道中央政府是否会出面处理。像这样的事件在农村越来越多,中央政府对此也越来越无能为力,大多数事件发生在偏远村庄,这些村庄里的农民在当年中国经济初建的时候,依然坚定地支持。9亿农民无法在法律上和政治上捍卫自己的权利,他们忍受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负面作用,环境恶化到人没有清洁的水源和清洁的空气,工厂占用了他们日夜劳作的耕地却得不到应有的补偿,中央政府放手的姿态让下面县一级的政府为所欲为地进行着他们的大跃进建造计划,有时候政府官员在这种计划中首先填满了自己腰包。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经历着建国以来最严重的城乡贫富差距,农民是利益损失最严重的社会群体。在目前手机和互联网大力发展的情况下,农村可以和城市人方便地联络,中央领导人认识到了目前农村的不稳可能威胁到目前的执政地位,号召全国建设和谐社会。胡锦涛在北京发表讲话强调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将是关系到社会稳定的大事情,胡锦涛主席说“只有农民富裕了,国家才能繁荣昌盛,只有农村稳定了,整个社会才能稳定。”很清楚中央政府害怕因此放松对地方的控制,制定阻止事态继续发展的良方。可能给人们的印象是中央政府发布政令,地方执行导致各个地方政府各自为政,形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地方权、特政区、自治权,他们都有各自的政治目标和固有的施政方式。目前最大的问题是中央的政令不能很好地得到地方政府的贯彻实施,中南海的命令甚至出不了中南海,当我们试图解决贫困生贷款问题时,下一级根本不听,当我们抑制房价的时候,政令都得不到施行,当我们进行医疗改革的时候,效果无法达到满意,政令不行还能奢谈别的什么吗?只有完善至上而下的组织结构和形式,保障法律的正确实施,保证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一贯性,才能保证近些年来高速的发展,才能进一步发展,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前几年中央为地方的发展,把公共卫生事业、社会安全保障、教育都交给了地方政府去管辖,中央地方分税制管理,司法资源的事也由地方管辖,极易滋生司法腐败。

  目前的申诉机制没有法律保障,诉讼法规定的是让有问题有法院自身纠错,其实是根本不可能的,申诉人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申诉到上级法院甚至最高人民法院,但最终还打回当地法院处理,如此轮回,使当事人更加激愤,有得还会使当事人生命不自息申诉不止。地方法院接到上级转来的案件,非但不去反思问题,反而视上访者为刁民对待,接案人员互相扯皮,这样的话中央政府或最高法院当然没有有效的办法去监督地方政府和法院,虽然很多积极的法律政令从北京源源不断地传出来,但是因为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一定会被搁置起来。而且有的因为职责不明确而无法施行,如果没有伸冤的地方,中国的法律的发展赶不上中国问题发展的速度,农民们没有一个有效的渠道去解决存在的腐败问题,没有渠道去抗议土地被侵占的行为,人们的心中几乎没有司法独立的概念。地方官员残暴地对待访民们,可他们几乎对此无能为力,法院完全没有发挥司法的作用,违法必纠执法必严的原则得不到实践,地方法院常常关照政府而拒绝受理一些案件。访民们总是在不断地相信在胡锦涛主席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能够依法办事中作着遥遥无期的企盼,相信中央能够处理一下我们村的事情,但是他们的相信没有能寄得出去,就会被截在地方,誰也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管这样的事情,只好叹息如果法律不能为人民服务,那要法律干什么呢。

  法律的正确实施事关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众合法权益的有效保护,生活事件的复杂多变,致人们对司法现状报以忧患,民间有传言“白头不如黑头”,“黑头不如红头”,“红头不如口头”。纵观每年聚集在北京的上访大军,其中很多是对地方法院生效判决表示不服,提请再审得不到支持,不得不走上信访人访的漫漫长路,确有一些判决已失去了当事人的信任,进而引发对整个司法审判的不满,造成不服判决的因素有多种多样的,其中也不乏无理缠讼者,但明知无理却非要抛家舍业将巨大精力投入到上访的人士应在极少数。司法不公是有目共睹的,根据多年的律师经历,发现凡有错误的判决,大多推行的是逆向思维的审理方式,从关系或人情出发,审者预设要裁一方当事人胜诉,先行确立为这样的结果提供支持的逻辑,随后从预判胜诉结果再逆向寻觅相关证据及判理演绎,以此固化拟设判决的推断。如此制造的判决从表面上很难看出问题,正所谓人们称之为不讲理的判决,律师也要下一凡功夫才能看破这类判决何况当事人,如果按照正常的审理思路,应当从双方当事人举用的证据判断接近客观的事实,并根据事实基础与法律大前提之间的关系,检索导出顺序性裁决,逆行的判决就等同于算式中先行写出等号后边的得数,再倒算拆解出等号前面的数码,而正常的计算则应当从等号前面的多个数字,经过加减运算后将得出的答案数填在等号后面,举例说明,比如先得出等号后面的数是8,那么可以用5+3、7+1、0+8、10-2等N个逻辑算式,而不是根据当事人提供的3和5得出一个8来。为什么会出来如此审理思路,原因在于理想化的识证、适法案件并不多见,由于案件类型的高度复杂性和诉讼讲求庭辩的方式,当事人的证据能力或诉讼能力受限,法官的权力过大,在诉讼中实行的是职权主义,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当事人主义,先有案件后进程序以及诉讼争辩的结果,使得案件事实永远无法复原到客观标准,法律规定又缺乏立法理由,对条文的理解和认识全靠法官的个人喜好,所以争辩式的诉讼永远不可能达到双赢效果。面对司法不公只一个律师对此无能为力,律师忍受着司法负面带来的困或,律师缺少阅卷权、取证权、质询权,刑事辩护如同虚设,辩护意见十有九不被重视,律师法的修订作用不低诉讼法的修订。

  政令不畅是件大逆不道的事,法令不行更是严重的事情,国事兴亡匹夫有责,法令畅行律师当为,我有一个深切体会,每当国家的政策或法律出台,最先掌握学习、了解和运用的是律师,最先吃透新法精神进而普及民众的还是律师,律师与法有着天然的关系,何不在律师法修订的时候,适当规定律师可以向立法机关或相关国家机关提出建言,传递声音架桥护法律师能担此任。以此方式督促法律的正确实行,尽快出台申诉受理制度,改变自己纠自己的再审模式,疏导申诉,让法令顺畅起来,因为痛痛快快地接受申诉其实是法治进步的集中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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