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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的神圣性、社会性和自然性——兼谈法律文化和律师文化
出处 | (律师)邱旭瑜 时间 | 2007-7-5  
 
    一、引言
    文化的影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人对文化的需求正如对人对阳光、空气、水一样。据不完全统计:自1871——1951年80年里,关于文化的定义有164种之多,显然这么多的定义也没有准确地告诉人们,文化到底是什么。同时也这也给了人们一个信号,人类可能正在或已经在文化中迷失了方向。
    有关文化的命题,国内著名文化名人余秋雨在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有过精彩的定义在此不妨借用一下:“我为文化下的定义是三十一个字,是这样的,文化是一种精神价值,以及与此呼应的生活方式,它的最终成果,是集体人格。”应该说这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定义,就具体的人而言,文化对人的作用相当于软件对电脑的作用,最终一定是以独特的人格表现出来的,无论是个人人格还是集体人格。
    
    二、解读文化的三性
    
    纵观人类的文化,文化的鼻祖是巫术、迷信、最高形式是宗教、最新发展是科学,文化从来都在解决同一个问题,就是定义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定义,一切源自人类对大自然或人类自生的某种现象的敬畏、敬仰到信仰的过程,一切的文化现象几乎都能在大自然找到最原始的出处。文化是环境的产物,总是人类在特定的环境中逐步形成的对人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认识,并赋予其特殊的定义,文化的独特性就在于其历史的不可重复性和不可以替代性,正如一杯水倒在地上,不可能倒出两种相同的水渍来,而一切的文化都是以这一个个“不同的水渍”为基础累积、提炼、升华中发展而来的。正因为如此,到目前为止科学的力量再强大,也仅仅是对文化仅仅起到修正和补充的作用,而不能替代迷信和宗教来重新定义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所以人类没有统一的文化,也没有必要有统一的文化,文化从一开始就以多元化的状态存在,也势必将以多元化的状态发展下去。纵使人类对文化有一百种定义、一千种定义、一万种定义也是正常的。但是不管在形式的定义是如何的千差万别,一个有生命力的文化必须同时具备神圣性、社会性、自然性。
    (一)、文化的神圣性
    文化的神圣性在于其至高无上性,所谓至高无上性是其在至真、至善、至美上创造了极限,神性解决的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困惑和难题,比如世界上三大宗教;圣性则解决的是一个区别或民族面临的困惑和难题,比如中国的儒学;更多的区域的文化或民族的文化更多的则来自图腾、巫术、迷信或原始的鬼神文化,这是人类文化最复杂与纷繁的一部分,各个民族、各个部落都在自己的不同的鬼神文化,但却是人类文化共同的起点。
    文化的神圣性在于其一切为了全人类,如果文化不具有这样的精神内涵和价值追求,就不具有神圣性,往往只能成为某一区域或某历史时期的文化。
    文化的神圣性来自于:
    1、大自然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大自然中的一切都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存在着,并在影响着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没有人知道这是什么力量作用的结果,因而人类赋予这种自然的力量以神的特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并以此来解释一切的存在的合理性。
    2、对环境中的具体的客观存在,一座山、一棵树、一条河等,因为其存在对人的特别的影响和作用,人们出于感恩和敬畏而赋予其神的特性。
    3、人类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的“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真、善、美极限,并对人类作出巨大的贡献或者被确定为人类公认至尊,对这样的人赋予其神的特性,并成为某种文化或者价值的符号或化身。
    文化的神圣性是果,这个果全在于其必须中因为全人类或者为了全人类,因则来自于天、地、人。文化的内在价值就在于其有不能达到或超越至真、至善、至美的特性,才具了生命力,相反如果文化中缺乏了内在的不能达到或超越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这样的文化就必然会因为缺乏生命力而传之不远,无论是在时间还是空间上。
    
    (二)、文化的社会性
    文化的两大渊源,其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其二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任何文化从本质上讲都是为了认识、处理、协调好这两大关系,首先告诉人们:人是什么,人如何与自然相处,人如何与人相处,而且最终一切都以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这就是文化的社会性。
    文化的社会性表现在:
    1、基于对真善美无止境的追求,归结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爱。文化因为爱,而让人们获得阳光般的温暖,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因而能像河流一样永远流淌在人们的心田;
    2、爱的基础和前提是感恩,感恩来自于人对天地万物和人的敬、畏、信,一切从尊重开始,尊重一切客观存在,尊重万事万物自身的存在、发展、消亡的规律,尊重人性,追求世界的和谐而不是以暴力强求改变或改造。
    3、文化的终极目标就是要规范、处理、协调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解决好人们因思想、信念、行为、利益的冲突产生的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达至和而不同的理想境界。
    文化都因为有此核心价值和内涵而成其为文化,成为有公认或有公信力的文化,并形成独特的规则和规范的文化或伦理道德文化,任何远离此核心的文化都是下流或恶俗的文化,至多只能借助于暴力、强权或人性的疯狂呈昙花一现之势。
    
    (三)、文化的自然性
    一切的文化都是基于人的衣食住行性基本需求出发,同时最终也必须回归到衣食住行性的基本需求上来,文化始终要回答这两个问题,即人为什么要活下去,活下去又是为了什么?特别是在苦难的历史时期,文化必须给人们以活下去的理由,宗教往往以从现世求来世的方式给人以活下去的理由和勇气,今生受苦受难是为了修来世,积善行德是为了死后能入天堂等,当然文化还需要回答人们如何更好地活着的问题等,这一切都会体现在衣食住行性的各个细节,并通过文化的自然特性一类得以体现和实现。
    文化的自然性表现三个层次:
    1、生理的需求,衣食住行性的需求是一切文化的基本出发点,也是文化的客体或载体,甚至体现到衣食住行性的细节上,所以探访和体验文化必须回到人们日常生活衣食住行性民风民俗上来,否则文化就会被架空而成为空中楼阁。
    2、心理的需求,心理的需求满足自然的人和社会人的共同需求,安全感、刺激(好奇)感、被爱感、重要感、贡献感、成长感,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也正是人的心理需求反映,任何文化必须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证明人的存在和价值。
    3、心灵的需求,满足人们对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的追求,在此人性又转向了神性,神的世界是一个诗的世界,人类也正基于此而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文化,音乐、诗歌、绘画、雕塑等等。
    神圣性、社会性、自然性是构成文化的基本要素,三性缺一不可,三性合一形成具有鲜明特色具有民族、地方、国家、历史等特色的文化,并以(民族、国家、特定人群)的集体人格的形式表现出来,各个国家、地域、各民族、各个历史阶段的文化共同构成人类丰富多彩的文化,而让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充满着丰富多彩,使得人的创造力与大自然创造力交相辉映,共同展现出天、地、人的至真、至善、至美。
    
    三、从文化的三性看法律文化和律师文化
    
    因为笔者是一名职业的律师,不能不谈的就是法律文化和律师文化,否则就有忘本之嫌了。法律文化与律师文化既紧密相联,又互为差异。在文化的三性明显地表现差异。
    (一)从文化的三性看法律文化
    1、法律文化的自然性,法律文化属于制度文化或规则文化,法律与一般而论的制度与规则不同的是一切的法律以国家的名义实施或推行某种秩序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是暴力的继续或延伸,所以只要是法律都会写上这两个字:暴力,文明社会更多的是利用暴力的影响力和权威,而不是一味依赖暴力。
    法律的自然属性自然是基于安全的需要,这可能是一个阶层人的安全需要,也可能是多个或社会各阶层的需要,但是凡社会中人,都希望能建立自己需要的秩序。于是,就有一群人利用暴力或暴力建立起来的权威获得优先立法权,然后再用暴力或暴力相威胁,维护其优先立法权,维护其在优先立法权下制定或认中的法律,维护整个立法、司法、执法体系的安全性等等。
    任何的法律体系其实都是以维护其心理安全的需要为主要内容,出于安全的本能需要,制定出许多针对其假定或假设威胁法律或规则,以满足其心理安全的需求。法律的荒唐性也正是在此突现出来,比如国王的安全保卫系统,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可能对他的人身安全构成威胁,但却要把每一个人都当成假想的威胁,劳民伤财、兴师动众更多的仅仅是为了满足心理上安全需求。
    暴力永远都是追求一劳永逸的效果,而且容易上瘾,一旦使用就会永无休止的使用下去。暴力的另一个特点,使用暴力换来的一定是暴力,所以无度地使用暴力一定会最终会走上使用暴力维护暴力的末路,当暴力不能足以维护暴力系统本身的安全时,暴力系统的崩溃往往也是一个政权统治地结束。
    所以暴力必须为自己加一件合法、合理、道德的外衣,所有的暴力最终都为自己加上超越暴力的外衣,可能是宗教、也可能是某个说教或思想、也可能是迷信与鬼神、也可能是科学与民主,总之必须用为暴力穿上文化的外衣,这就是从心灵的层面获得安全的需求,正因为如此才有那么丰富灿烂的法律文化与法律思想,法律文化与法律思想的神圣性仅在于其能创造一个更文明的法律体系,那些仅仅是为现行的暴力系统进行辩护的思想与文化往往不具备神圣性。
    所以不管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任何的法律必然会集文明性与野蛮性于一体,文明必性与野蛮性的释放看法律的社会性与神圣性来规则与引导。
    2、法律文化的社会性,就是利用规则和规范的力量建立和维护某种特别的社会秩序。
    一是从实体上制定法律的基本游戏规则是“法不责众”,法律设定的秩序必须在老百姓能够接受和承受的范围内,起码保证绝大数的老百姓按约定俗成的传统的、习惯和习俗的生活而不至于违反法律,如果老百姓一不小心就会触犯法律并得到惩罚,这样的法律也不可能得到很好的执行,通俗地说就是“法不责众”,这样的法律不是恶法就是假法。
    法律百分之百来自暴力,但不能追求暴力更不能依赖暴力,而要百分之百地追求非暴力,非暴力的工具就是规则和制度,利用规则的力量解决和化解一切社会冲突。规则的力量来自于社会共同的参与,法律的生命力来自于社会普通大众的参与程度。一群人自以为是的制定出一部“适合天下人”的法律,这样的法律对老百姓来说充其量是“别人家的儿子”,谁都没有义务供养它。
    法律的本质是暴力,如果社会属性下依然追求暴力,这样的法律显然走向暴力的极端,制定与执行这样的法律当然将是很危险的一件事,当暴力到了老百姓不能接受或承受的程度,国家政权就会面临崩溃的时候。
    二是程序上,法律文化追求是的程序公正,必须体现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自然法则,如果法律程序上不能最大限度地保证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的法律的公信力就会下降。
    支撑程序公正的是证据及取得证据的技术,当证据技术不能支撑这个法则时,或者依赖暴力来取得有效的证据,如刑讯逼供等;或者通过其它方式来规避证据,如调解、神明裁判等。
    当证据技术不能有效地支撑起法律规定的查明是非的要求时,过于依赖程序只会降低法律的公信力。这也就是司法审判方式改革后,人民法院的威信在不断下降的一个重要原因。
    3、法律文化的神圣性,法律永远不可能有百分之百的公正和公平,只要是人制定的法律,是人做的事,是人审的案件都可能会有偏差,所以法律追求的永远是公平、公正的理念,包括立法、司法、执法的理念,也就是法律必须追求正义,这首先是精神上的追求,然后是立法、司法、执法程序和技术上的保证,最后一定会落实到具体案例的处理上。
    在具体案件的处理上必须体现法律精神,尤其是对会对特定人群的特定案件:
    a、普通老百姓,哪怕因为一根针的小案件来到法院能否得到法院平等的尊重和重视;
    b、各级政府官员及权势阶层(有权、有财、有名的人),能否尊重法律、法院以及法院的判决;假如政府带头不尊重法律、法院以及法院的判决,那么制定得再好的法律都不会有公信力和权威;
    c、立法、执法、司法对纠正错案的态度、速度和耗费的社会成本,并且最终都体现在速度上,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
    d、普通百姓就具体案件对立法、执法、司法机关的普遍感受;
    从上也不难看出,我们国家的法制建设是多么的任重而道远了,而且问题不在于百姓,而在于政府能不能放下与生俱来的特权,真正起到模范带头作用。
    (二)从文化的三性看律师文化
    律师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职业,总结中外律师的历史发展来看,律师就是借自己的地位、专业和影响力帮助无权的、无势的、无地位的人到官府说句话,以维护自己的权益或者将可能面临惩罚或处分降到最低。当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侧重,在西方,律师大都出身贵族,找律师能起到把普通人的游戏变成上流社会的游戏;在中国古代讼师都是些没落的读书人,依靠与官府千丝万缕的联系,为无权无势的人谋取法律上或法律外的利益,所谓的讼师表现看是上刀笔师,其实是当事人与官府之间的托。
    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律师主要是依靠其专业知识、技能、经验为当事人谋取法律上的利益。
    1、律师文化的自然性,律师首先是一个身份,其次是才一个职业。
    a、无论在什么社会,律师如果没有一定身份支撑或者律师这个职业本身不能给律师带来身份优势,律师的执业将会非常困难,并且没有职业上的社会公信力,如此,必然又会回到“托”的游戏中去。这也就是西方发达国家为什么要从制度上保障法官与律师必须能加入上流社会的原因。
    b、律师是一个职业,当然律师必须要有专业知识、技能和经验尤其是社会影响力来支撑和保证,尤其是在律师没有社会地位保障的环境中,律师个人的影响力就显得特别重要。
    c、既然律师是一个职业,必然要带有功利色彩,必然也就会有商人的色彩,并在执业中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律师不可能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甚至不能像警察、法官、检察官一样,为了法律不计成本;律师必须有选择地适用或规避法律,并从中为自己和自己的当事人求得利益的最大化。
    我国律师业恢复之初,律师是作为行政机关的一部分,从而轻易地获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身份优势,早期的律师就是优势建立自己的社会关系,并凭此得到第一桶金和社会影响力。律师业改革后,从行政机关中解脱出来,本来是件好事,但由于没有起码法律上的地位和执业保障,后来者就会显得异常的艰难。
    尤其是大量平民阶层的人入行律师,既没有经济保障和职业风险抵抗能力都没有,为了生存,必然会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导致竞争的白热化与无序化,价格战是最典型的也是最基本的竞争方式。但是,由于律师职业的身份性,竞争只限于在低端业务,所谓的高端业务依然被有“身份”的律师垄断着,几乎没有什么竞争,所谓的竞争也不过是“上流社会的游戏”。
    透过律师文化的自然性,就不能看出中国律师业目前面临着的行业和职业的压力和困惑了。
    2、律师文化的社会性
    律师的职业决定了律师必须回到公社的社会游戏规则中去,律师永远是公共游戏规则的游戏者,律师的职业特点的社会性就是如何利用法律规则和程序进行游戏,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获得利益的最大化,包括金钱利益或非金钱利益。
    a、律师不是一个百分之分的法律的执行者和守护者,只是根据需要和可能决定是不是要服从法律或者采取何种方式服从法律。当然律师大量的工作或者说主要工作是在法律规定的规则和程序范围内工作,帮助不懂法律的人维护自己的权益。
    b、律师必须懂得或善于如何选择适用或规避特定法律条款,法律条款的适用总是有条件的,律师则必须根据具体案件的需要刻意成就或不成就某些条件来达到适用或规避某个特定的法律条款,这是律师职业最基本的技能和功夫,一名律师是不是真正有水平就看这个功夫。
    c、律师必须要善于创造或建立某种特定的社会关系,尤其是在法律没有规范或者规定的不具体明确的部分,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以便当事人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有据可依。这是考验一名律师是不是真正有聪明才智的活,也是律师职业的规则游戏的最高境界,在社会处于变革时期,这种功夫显得尤为重要。
    3、律师文化的神圣性
    律师如果仅仅是为了名和利,只会玩法律游戏,相信这样的职业不会有职业荣誉,也不会有社会公信力,注定要被社会大众唾弃,所以律师文化最终一定要回到精神层面,从神圣性中来为律师业寻找永恒的生命力。
    也许有人说,追求社会的公平与公正是律师文化的神圣性之所在,这无论是基于宗教还是主流的理论,也都应该说得通的,也是社会大众普遍认同的观念。为此笔者也思考了很久,以为这个观念与律师职业特点有悖。
    a、律师不代表国家利益,也不代表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利益,而只代表当事人的利益,通过维护和实现当事人的利益来实现国家或法律的整体利益,帮助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维护法律的公正性和严肃性,而不是与司法机关与执法机关一个鼻孔出气或者合穿和条裤子,所以在终极理念上必然会有所差异;
    b、律师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和利益开展工作,而不是国家的授权与委托,既然是基于当事人的委托和利益,必然会有很大的自治空间,当事人追求的是利益最大化或风险最小化,有没有法律意义上的公平、公正显得并不重要,或者说追求法律上的公平与公正是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就个案来说,公平、公正仅仅是当事人利益最大化的最有效或最安全的手段。
    c、如果把追求公平、公正作为律师的终极使命,显然可能会让律师成为法律的奴隶或司法机关、执法机关的隶从,如此也就不会有自己独立的职业人格和社会地位。
    d、就具体的案件而言,在国家利益与当事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律师应该首先选择服从当事人的利益,其次是考虑服从自己的职业利益,再则在法律规则规定的范围内重新选择与当事人的合作关系或者干脆放弃服务。否则,律师将成为一个舅舅不疼、姥姥不爱的不伦不类的一群人了。
    你说你要维护社会与法律的公平下公正,而你的身份不是代表国家的机关工作人员,而是代表了某个当事人的利益,律师代表国家来维护当事人的利益,必然会导致逻辑上的混乱和在整个的司法体系中地位的不明不白,这也正好是中国律师业现状的与照。
    在此千万不要忘记了,律师行业在性质上是属于服务行业,既然是服务行业就必须以当事人的利益为导向,否则律师就失去了立业之本。
    为此笔者曾经提出:消灭一切冲突和纠纷,是律师永恒的使命和责任,律师无论通过诉讼还是非诉讼手段,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消灭冲突和纠纷。提出该观点是基于以下理由:
    a、律师是职业的规则的游戏者,律师职业的意义在于:识别规则、利用规则(规避或化解规则)、平衡规则、重组规则、创造规则,一切的目的是为减少和消灭冲突和纠纷,通过处理冲突或纠纷来消灭冲突和纠纷;
    b、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尤其是经济生活的日趋复杂,律师不仅仅是在法庭上为当事人提供辩护或辩论,更多的是深入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规则或游戏有参与者、设计者、指挥者,这些工作的核心就是为了减少和防止冲突和纠纷;
    c、随着科学技术发展,一切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秩序都将面临着新的挑战,律师必须站在社会关系变革的前沿,在法律的空白或空缺处创造规则,以保证新的社会关系能得以健康有序地发展,同时这立法、司法、执法以及法学理论研究提供实践依据。
    d、理想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冲突和纠纷,不需要法律规范和调节的社会,律师的使命如果为法律所困或所限,必然会影响律师事业的独立性、神圣性和高尚性。
    
    四、小结
    
    人类的一切活动既是实体利益的需求也是某种文化或信息的表现,就在这文明的今天,也不缺乏原始与野蛮的痕迹,但从中更隐藏着高尚与神圣的使命。在当前国际国内的背景下,文化早已超越了传统、民族、国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甚至每一个人都必须在国际化的背景下寻找属于自己的文化,重新定义自己的使命、责任和目标,一个国家如此、一个民族如此、一个行业是如此、一个人也是如此,律师这个行业与职业也不例外。需要重新认识和定义自己的使命、责任和目标。
    好在现在对律师文化的探讨已经得到了行业重视,并有越来越多的人参与进来进行探讨和研究,但是总的来说,已经有的探讨和研究更多的是在律师文化的社会性上大做文章,逃避律师文化的自然性,回避律师文化的神圣性,没有能体现律师群体或行业的独立人格,因而缺乏感召力和影响力,也很难让现实中的律师心悦诚服,如果律师文化不能为广大和律师所认同和认可,如何能为社会大众接受和认同?
    在此,笔者也仅仅是孤独地抒一家之言,以一名普通的法律人、律师和思想者,在自己实践、观察、思考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为中国律师文化的明晰和发扬光大尽自己一些绵薄之力。
    对于律师职业和律师文化,笔者依然是:我爱,故我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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